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赛事正酣，全球目光聚焦于这项体育盛事。然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拉丁美洲队伍几乎将世界杯赛场变成了美洲杯的舞台。在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以0:2败给其前殖民地智利之后，这支欧洲劲旅成为本届赛事中最早打道回府的球队。有网民略带调侃地指出：从1492年哥伦布踏足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强势统治了四百余年；而此番西班牙队仅停留一周便匆匆告别赛场。

拉丁美洲人在足球场上的扬眉吐气，不禁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因为他曾以优美笔触回顾足球这项美丽运动——著有《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著名的左翼人士以文字为武器，撰写了轰动世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檄文将五百年来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大地残酷掠夺的历史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足；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先进。这部文笔犀利、影响深远的著作成为出版界的“长青之作”，也被视为拉美左翼的“纲领性读物”。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在其晚年观点有所转变。在世界杯开赛前两个月于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时年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多年前的著述流露出些许反思。他坦言，“我当初尝试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当时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如今，“现实状况已发生巨大变化，我个人的观点也随之演变。”他认为那部作品“属于过去的时代”，并称“我现已无法重读此书，否则会感到不适。对我而言，那种传统左派的论述风格显得过于沉重，已难以承受。”相反，多元化成为他当前更倾向的理念。“现实的复杂性，恰恰源于人类处境的多样性。至今仍有人将多样性视为威胁，但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世事变幻。20世纪末至今东亚地区的经济腾飞，为加莱亚诺曾经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地区因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增长十年”，或许更让他体会到坚守旧有观念的艰难。实际上，相较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践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也是他更倾向于认可的模式。这种转变的发生，或许源于他在四十三年前就已隐约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等公司主导的世界里，“技术领域的主导语言并非西班牙语”这一状况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加莱亚诺个人，拉丁美洲民众也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历史。有迹象表明，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显著的热情，对于过去殖民历史带来的伤痛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这一现象颇令人意外，因为在思潮纷繁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两大知名民调机构的数据均显示，拉美民众正在接纳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和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国家，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持有正面评价。同时，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在2002年和2010年对8个拉美国家民众的采访显示，在关于“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正面的。调查还表明，在拉美地区，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青睐：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变，马杜罗总统面临的执政困境，阿根廷再度浮现的债务危机，这些情况或许让“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一充满激情的断言逐渐转变为疑问。那些曾更多强调外部因素的论述，可能不得不转向内部反思，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内部因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及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地点选择颇具深意！），探讨两个美洲——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差距。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及自然环境被归类为“无法解释差距的因素”，因为它们在理论或实践中均已被证明缺乏解释力。不过，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常被视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阻碍。但有趣的是，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信奉的正是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也更为深远。“在拉丁美洲，非正式规则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行。”福山毫不迟疑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其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他不仅强调产权、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注重政策和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产物，而政治制度本身却难以变革。同样，持续出现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也导致拉美地区的发展滞后，但这恰恰是制度造成的结果，因为其制度安排往往只顾及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汲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例证。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言，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在达到发达状态后又重新滑落到不发达境地。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言，世界上存在四种国家类型：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受到某种引力的作用——即民粹主义的诱惑。自1930年起，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与动荡的漩涡难以脱身。此后大部分时期，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旧。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动大众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从未减退。今年4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筹建一个国家思想智库”。

阿根廷显然并非最后一个、也非唯一一个受到此种诱惑的国家。历经十年的经济增长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仅限于大宗商品领域，而与技术进步、创新能力和效率提升关联有限；发展似乎在此处绕了一个弯，缓慢增长或将成为拉美地区的新常态。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6%。甚至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得像津巴布韦……